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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裝自1923年誕生迄今，一直是中國男子最通行和喜歡穿著的服式。中國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中山裝的創始人。
1923年，中山先生在廣州任中國革命政府大元帥時，感到西裝不但式樣繁瑣，穿著不便，又不大適應當時中國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實用要求；而中國原來的服裝(對襟式短衫褂，大襟式長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現當時中國人民奮發向上的時代精神，在實用上也有類似西裝的缺點。于是主張以當時在南洋華僑中流行的“企領文裝”上衣為基樣，在企領上加一條反領，以代替西裝襯衣的硬領。這樣一來，一件上衣便兼有西裝上衣、襯衣和硬領的作用；又將“企領文裝”上衣的三個暗袋改為四個明袋，下面的兩個明袋還裁制成可以隨著放進物品多少而漲縮的“風琴袋”式樣。孫中山先生說，他這樣改革衣袋，為的是要讓衣袋放得進書本、筆記本等學習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軟蓋，袋內的物品就不易丟失。孫中山先生設計的褲子是：前面開縫，用暗紐；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 (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軟蓋。這樣的褲子穿著方便，也很適用攜帶隨身必需品。
協助孫中山先生創制中山裝的助手名叫黃隆生，廣東臺山人，原在河內保羅巴脫街開設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孫中山先生到河內籌組興中會，偶入其店購物，相與攀談。黃隆生獲悉面前顧客即為革命黨領袖孫中山先生，大為傾倒。懇切要求參加興中會，為革命出錢出力。1923年黃隆生隨孫中山先生在大元帥府任事。孫中山先生設計中山裝時， 曾請他幫同規劃和負責縫制，順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裝。
當中山先生穿起自己設計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裝時說：“這種服裝好看、實用、方便、省錢，不像西裝那樣，除上衣、襯衣外，還要硬領，這些東西多是進口的 (當時這些東西多從外國進口)，費事費錢。” 中山裝由于具備好看、實用、方便等優點，所以一經孫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
習近平出訪荷蘭，與荷蘭國王和王后會晤的時候穿了一件類似中山裝的服裝，媒體普遍報道說習近平穿的是“國服”，而一些專家教授也不失時機地說這體現了中國領導的文化自信和其他的種種自信。
其實，這套衣服到底是不是國服，還可以深入討論。很多人認為它是中山裝，而中山裝被認為是中國的國服；但這套衣服與中山裝的區別甚是巨大。它的領子是不翻的立領，紐扣是暗的，而胸部的口袋，也只有一個。可以說它顛覆了中山裝的一些關鍵構件。這款衣服看起來像中山裝，但是在國內的正式場合，也從未見過中共領導穿過這樣的衣服。所以我倒是認為這是一種中山裝基礎上的改革，創新，或許將來真的可以成為國服；但今天好像還不是。目前，世界服飾文化中的中國元素確實是相當的稀少，除了旗袍還有一定的市場，就看不出其他哪些服裝有中國元素，尤其男性服裝更是如此。這種狀況下，民族主義者迫切地要想象一種國服以體現自信，其急迫的心情應該理解。
中山裝據說來自孫裝山的設計創造；但被叫做中山裝，恐怕主要是因為孫中山穿的最為頻繁，并賦予它許多意義。中山裝，需要放到世界和中國的服裝史中去認識。
在一千多年的歷史上，中國和歐洲等文明卓著的民族在服裝上都基本上走著一條越來越簡潔方便靈活的道路。歷史上，無論中國還是歐洲，其男性服裝都不但繁復，而且五彩繽紛，五花八門。對于貴族和上層社會來說，更是如此。款式和色彩的簡單化，是近兩百年以內的事。我以為，主要文明國家男性服裝的簡化，主要是被軍裝所帶動的；當然服裝簡化，服裝體現的等級化消弭，也與世界主要文明國家的民主化浪潮有關。
冷兵器時期的軍裝十分復雜，主要是有沉重而繁復的盔甲。但自從火器成為主要武器之后，軍人的服裝便必須改革以適應新的形勢。它必須有利于運動和訓練，有利于追擊和逃跑，而且軍隊的組織也格外需要整齊劃一。所以，簡便合身整齊劃一的軍裝便誕生了。因為近代歐洲的軍事技術走在世界前列，軍裝的簡單化當然首先從歐洲開始了。隨著軍裝的簡單化，歐洲男子服裝也開始了簡單化的改革潮。
當歐洲使用槍支軍隊的軍裝大大簡化的時候，中國滿清的軍隊還主要使用長矛弓箭武器，其服裝還是那么笨重繁復。而當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時期中國致力于學習西方先進的科技軍事的時候，中國軍隊的裝備、訓練和服裝也 逐漸西方化、簡單化、合身化了。1885年，李鴻章在天津建立北洋武備學堂，聘德國教官訓練，軍服也參用德式；1895年，兩江總督張之洞亦仿德制編練自強軍，袁世凱采用德操編練新軍，官弁軍衣靴鞋均仿德式，顏色一律純用黑色，“在營軍衣均須窄小，尤須大眾一律”。仿效西洋式樣的新軍軍官軍服,全國推行新式陸軍訓練軍制改革是清末改制的一項內容，這種 變化，可與戰國時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相媲美，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為適應新形勢的第二次“胡服騎射”運動。
這就是說，當時中國的軍隊已經實行簡便的統一的歐式的軍裝。這是中山裝誕生的大背景。至于孫中山具體如何設計改良引進中山裝的，說法不少。從現在的一些資料看，可能是這樣一種路徑：孫中山從日本的學生裝受到啟發，而日本的學生裝本來是就是軍裝的改版，至于日本軍裝，和中國的軍裝一樣，都是從歐洲學來的，來自同一個發源地。至于日本自己，人家的民族服裝是和服，和中國與歐洲傳統的服裝一樣，是非常繁復的。
孫中山設計推廣的“中山裝”，應該說是對于中國社會已經普遍存在的這類類似軍裝的簡單化方便化實用化的服裝進行了標準化操作，并賦予一定的政治和文化含義，比如，前身四個口袋表示國之四維（禮、義、廉、恥），袋蓋為倒筆架，寓意為以文治國；門襟五粒紐扣區別于西方的三權分立的五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左右袖口的三個紐扣則分別表示三民主義（民主、民權、民生）和共和的理念（平等、自由、博愛）；后背不破縫，表示國家和平統一之大義；衣領定為翻領封閉式，顯示嚴謹治國的理念。等等。
孫中山生前可能絕對想不到，真正把他的中山裝真正弄成一種國粹的，是后來的毛澤東等共產黨人。毛澤東登上大寶之后就一直穿著中山裝，直到去世躺到水晶棺供人參觀，從未有過改變。因此，中山裝又被叫做“毛式中山裝”，這種中山裝打上了濃重的“毛氏”印記，成為毛氏政治和政權的一種象征。
毛澤東時代，全國人民，不但男人，甚至很多女人，都穿著這種中山裝。當然，嚴格說起來，這種服裝不是正統的中山裝。正規的“毛式中山裝”只有各級干部穿，一般老百姓穿的是“軍便裝”，這可以看作是中山裝的簡化版。這種衣服的樣式就是當時解放軍的軍裝，但是顏色主要是藍色，而不是草綠色。當時軍隊服裝的草綠色具有神圣性，除了軍人外老百姓是不應該穿的，不管他們多么向往這種色彩。當時全國數億人民不分男女老少都穿藍色的這種服裝，因此那時的中國人也被叫做“藍螞蟻”。這種軍便裝與中山裝的區別主要在于口袋。中山裝四個口袋，都是明的，而軍便裝的口袋是暗的，而且不少軍便裝只有三個口袋。軍官的服裝是四個口袋，四個口袋的衣服認為是干部專有的，士兵和老百姓穿四個口袋的服裝有僭越之嫌，因而一般不會是四個口袋的；之所以軍便裝的口袋是暗的，大概也是因為明的口袋是干部身份的標志，人們不能僭越吧？這種區分，正是那個時代人們身份等級的強烈象征。
實質上并無什么專門的規定要求人們必須穿這樣的衣服，但是全國幾億人民，數十年如一日地穿著這種衣服。形成不一種頑固的傳統。中山裝被賦予某種神圣性。很多人的這種衣服是非常破舊的，是補丁摞補丁的，但如果一個男人有一件可以拿得出來的或預備走親戚或參加重要活動或結婚當新郎時穿的稍微新一些的體面衣服，那當然百分之百地就是藍色的軍便裝。
改革開放后，中國開始發生變化，第一件變化就是人們的服裝豐富多彩了，尤為重大的變化是西服重新進入中國。但是，西服受到強烈的批判和抵制，因為它是西方的。批判西裝的人認為穿西裝就是全盤西化，就是洋奴賣國賊，就是堅持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就是崇洋媚外的洋奴。在懸掛著馬恩列斯巨幅畫像的地方，維護中山裝的人唾沫橫飛地批判西裝，維護中山裝。他們不知道，馬恩列斯巨幅畫像上，他們穿的都是西裝，而中國的中山裝，追根溯源也仍然來自這種服飾系統。為此，力行改革開放的中共領導人不得不自己帶頭穿西裝而引領示范，胡耀邦，趙紫陽那些領導，以及當時政治局常委如李鵬胡啟立這些人，在黨的大會上，在出國訪問時，在重要的場合，都穿著西裝，打著領帶，風格是前輩們有很大不同。
中國歷史上，服飾一向承載著巨大的政治意識形態使命，中山裝自然也不例外。國外有人曾說，觀察中國政治的走向，只需看最高領導人在重要場合穿西裝還是穿中山裝。這可以說是非常英明的論斷。胡耀邦他們帶頭穿西裝，中國打開國門努力融入國際社會。八九風波后新一屆領導是整齊地穿著中山裝出席重大的活動的。只是在鄧小平南巡講話，改革開放再次成為主旋律后，中共領導人再次以西裝而不是中山裝示人。而2009年國慶60周年胡錦濤主席等國家領導人身著中山裝曾引起人們的猜測。甚至連作為中共喉舌的CCTV的主持人穿什么衣服，也往往成為觀察中國政治走向的風向標。今年春節晚會上，一向以高八度聲音朗讀口號式政治大話而被人們深深反感的朱軍穿著中山裝主持節目，就受到人們的議論。
服裝確實能夠體現民族精神，民族自信，民族情感。不過同樣重要的是，服裝它本身也是個性化的，審美化的，實用化的。一種服裝能不能真正成為一個民族的標志服裝被自己民族堅守，被其他民族尊重甚至學習引進，與它是不是美觀，是不是方便等等密切相關。中山裝能夠一度成為中國的主流服裝，主要是因為當時它比歷史上中國人穿著的長袍馬褂更為實用和方便。但中山裝的弱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它太死板，太嚴格。它的五個紐扣不但必須時刻扣上，而且脖子下面的鋼絲領扣尤其要扣嚴；和正統的西裝一樣，中山裝也必須有雪白的襯衣相襯托。但是，在中國億萬人穿中山裝的時代，有多少人能夠有條件擁有幾件雪白的襯衣呢！說起來現在的人根本不能向相信，無法明白：那時候流行一種叫做“假領”的東西，就是只有一件或幾件雪白的的確良的領子，套在中山裝的領子里面。晚上取下來洗干凈，第二天繼續套上。你以為他有數件雪白的襯衫輪換著穿，實際上他只有幾件領子，可能連一件襯衫都沒有。改革開放前服裝的單調乏味，物質的極度短缺貧乏，以及普通人從沒有尊嚴中尋求尊嚴的辛酸無奈，就是這個樣子。雖然中山裝并不能為這種短缺、貧窮和辛酸負責，但是極力維持中山裝正統地位的頑固守舊勢力，正是造成短缺、貧窮和沒有尊嚴日子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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